1934年深秋的九月末，红三军团在驿前镇的激战之后，撤退至于都。博古同志抵达红三军团，并在团级以上干部的集会上发表了一份讲话，提出转移阵地的计划，并号召部队做好突围的准备。然而，他并未具体指出转移的目的地，更未提及即将到来的长征。
此时，《红色中华》期刊刊登了张闻天亲笔撰写的文章《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通过博古的汇报和张闻天的文章，我敏锐地察觉到，临时中央似乎已有放弃中央苏区的打算，显露出了向外线转移的端倪。于是，我迅速前往红三军团医院，紧急动员伤病员即刻出院，并做好随部队转移的准备。
当时，红三军团的伤病员总数高达一万余人。他们对于部队即将向敌后转移一事毫无所悉。在众多伤病员中，绝大多数既不愿亦无法离院。唯有少数人迅速康复，重返战场。我仍记得，与我一同离院、重返前线的伤病员中，有张震、甘渭汉、钟伟等英勇同志。而那些未能随部队转移的伤病员，终归命运多舛，其中多数不幸遭遇敌手，惨遭杀害。
于是，红三军团从于都启程，踏上了闻名遐迩的万里长征之旅。
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各成一路，并肩前行。中央及军委纵队紧随红三军团之后，缓缓行进。红五军团则肩负全军后卫之重任，位于队伍末尾。而我第四师，作为红三军团的先锋，身负开路之责，始终走在队伍的最前方。
张锡龙师长不幸殉职，继任者由洪超接任第四师的师长一职，而我则继续担任该师的政治委员。洪超，湖北籍，自幼便投身红军，早年便参与了南昌起义，其英勇事迹遍布战场，堪称一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在行军途中，第四师不畏艰险，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勇往直前，攻克难关，为后续的大部队顺利前进扫清了道路。
随我及洪超率领的第四师自于都启程，我们首先疾速向南挺进。在信丰地区成功击溃了陈济棠的部队后，我们迅速占领了固陂，并于10月21日成功突破了敌军所设的第一道封锁线。不幸的是，洪超师长在此次战斗中英勇牺牲，由张宗逊接任第四师的师长一职。
在固陂战役结束后，红三军团西渡赣江，抵达湖南汝城，随即与湘敌何键部展开了激战。我军英勇奋战，于11月8日成功突破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部队继续西进，11月15日于郴县与宜章之间突破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进而抵达广西界首。
敌军已洞察我军西进动向，凭借湘江这一天然屏障，构建了第四重封锁线。在此情形下，我军面临桂、湘两路敌军的夹击，同时还要应对参与第五次“围剿”的蒋介石主力部队的追击。强行渡过湘江成为了我军唯一的生存之道。11月27日，红一、红三军团的前锋部队分兵两路，在广西兴安与全州之间成功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顺利渡过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觉山铺之间的渡河关键点，为后续大部队的渡江行动奠定了有利基础。
为夺回渡河阵地，遏制我军西进，桂省与湘省的敌军分头对我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势，而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则与我军后卫部队展开了激烈的交战，战况异常艰苦。红一军团自广东撤出后，粤省敌军便停止了追击。此时，红一军团转而应对湘省敌军，而红三军团则全力以赴对抗桂省敌军。白崇禧所率领的桂军战斗力颇为强劲，红三军团在灌阳一线与桂军展开了激战，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红一军团的守军驻守于界首的湘江北岸一线。当前，他们需调整战略，转而应对湘敌的攻势，因此将界首的防御重任交托给了红三军团。正当灌阳的战斗愈发激烈之际，我受命前往界首的红一军团司令部，负责接收红一军团的防御任务。
在林彪军团长向我传达任务及敌方信息后，我向林彪询问：我军是否应继续按照红一军团的方式在湘江北岸设防？林彪回应称，此方案不可行，建议我们渡过湘江，在南岸建立防御工事，以此抵御桂军侧翼的攻击，确保我军主力以及中央军委纵队能够安全穿越湘江。
不日，张宗逊师长率领第四师抵达界首，随即遵照林彪的指示，我们在湘江南岸的山脚附近设防，迅速与敌军交火，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此战持续了两日两夜，战斗之惨烈超乎想象，我军损失惨重。在激战中，第十团团长沈述清壮烈牺牲，师参谋长杜中美随即临危受命，接任第十团团长之职。然而，不久后，杜中美亦不幸殉国。
12月1日，中央红军的主力以及中央、军委纵队已悉数渡过湘江。然而，我所在的部队尚未接到撤退的指令。我向师长张宗逊提出，我师的阻击任务业已完成，理应指挥部队撤离。张宗逊则回应称，未接到上级的撤退命令，故不能擅自行动。我强调，若再拖延不撤，届时即便想撤离，也将陷入困境，难以脱身，难免遭敌军围歼。在红军部队中，政治委员拥有最终决策权。我对张宗逊言明，应迅速指挥部队撤离，追赶主力，一切后果我愿承担全部责任。经过一番坚持，终于说服张宗逊，令部队得以撤退，从而避免了第四师被全歼的危机。
界首之役，中央红军承受的损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自踏上长征之路以来，我军一路之上饱受敌军的围追堵截，损失迭起，尤以在广西境内所受损失最为惨重，伤亡人数多达两万之众。然而，界首一战的损失，更是广西境内作战中最为惨烈的一次。
我军越过界首，继续沿山地向西挺进，途中仍不断遭受桂系军队的阻击。在两渡桥的战斗中，我军凭借先发制人的优势，成功占据了险要隘口，使得桂军的侧翼攻击未能如愿得逞。随后，我军在龙胜（现资源县）境内的两河口，与桂军展开了为期两天的激烈交战。
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两河口之际，张宗逊师长毅然决然地坚守在山巅之上，直至接到上级的撤离命令。我多次敦促他指挥部队脱离险境，并派遣师政治部主任张爱萍率一支部队先行撤退，其余部队则依次陆续跟进。
两河口战役过后，我军跋涉数座险峻高峰，成功摆脱了桂军的追击，进而踏入苗族聚居的腹地。我攀登至一座小木楼，疲惫不堪地倒头便沉入了梦乡。然而，夜半时分，突如其来的火势将我惊醒，我居住的小木楼已被烈焰吞噬。浓烟弥漫，视线模糊，我挣扎着用力摸索着，艰难地逃离了火海。遗憾的是，我放在楼上的眼镜，却未能幸免于难，被无情的大火焚毁。
我军行进于广西，历时约十余日，其间绝大多数时光都在紧张激烈的战斗中度过。桂军的侧翼攻势令人倍感棘手，我们不得不时刻警惕桂敌的侵扰，因此在这十余日里，睡眠时间极为稀少。偶尔抓住片刻闲暇，打个小盹，便算得上是休息了，这让我们的神经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直至踏入湖南、贵州的地界，方才得以享受一段安宁的睡眠时光。
我军撤离广西，转战进入湖南通道县地域，进而踏入贵州黎平。彼时，中央红军主力损失已过半数。毛泽东坚决主张撤销原本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的战略安排，力荐转向敌力较为薄弱的贵州地区进军。
毛泽东首先与王稼祥深入交流，并强调了对军事路线是非的深思熟虑之必要，这一观点获得了王稼祥的积极响应。随后，他又成功地说服了张闻天等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因此，中央政治局于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正式作出决定，将中央红军的战略方向调整为以遵义为核心的川黔边地区。
黎平会议的召开，成功挽救了中央红军于危难之中，同时也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石。然而，由于临时中央对李德在军事指挥上“左”倾冒险主义的盲从与蛮干，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以失败告终，中央革命根据地亦随之丧失，中央红军亦承受了巨大的损失。在此背景下，中央红军未来的行动方向成为了当时最为紧迫和至关重要的议题。因此，毛泽东同志率先提出，我们必须解决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上的问题。
我部第四师抵达黎平后并未逗留，而是在1934年12月底抵达瓮安县，并在此迎来了1935年的到来。在元旦佳节之际，我竭尽全力，试图为战士们筹集一些美食，以期在新年之际稍微改善一下他们的饮食。然而，最终却连一块豆腐也未能觅得，那时我的心情颇为沉重。那段在元旦时经历的尴尬境遇，至今仍让我难以忘怀。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于贵州猴场召开会议，作出北渡乌江的战略决策。红一、红三军团等主力红军在瓮安成功会师后，便立即开始筹备北渡乌江的各项工作。红一军团位于右翼，红三军团则位于左翼，两军并肩向乌江岸边进发。红一军团因距离较近，率先发起对乌江天险的强攻。待红三军团顺利渡江后，两军得以顺利通过。红一军团成功突破乌江防线后，直指遵义，并于1935年1月7日攻克了遵义城及桐梓。红三军团则推进至遵义以南及川黔交界地带，一方面休整部队，另一方面积极展开打击土豪、扩充军力等任务。当时，全军上下都热切期盼着早日进入四川，毕竟贵州地区相对贫瘠，部队在此难以立足与发展。
1935年一月中旬，中央政治局于遵义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在会议期间，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同志积极支持毛泽东的观点，成功解决了军事路线上的问题。会议对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重大失误进行了严厉批判，并正式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在长期领导红军作战过程中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并决定立即恢复红军过去作战的基本原则，确保红军保持极高的机动性，以便有效击退敌人的新一轮围攻，创建新的苏区，并争取革命战争的新胜利。
会议决议增补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自遵义会议以来，秉承该会议的指导思想，中央政治局常委团队进行了明确的职责划分。张闻天被任命为总书记，而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则共同组成了军事指挥小组，肩负起全面负责最紧急的军事指挥任务和红军作战行动的重任。
未曾亲身参与遵义会议，我是在会议结束后才得知其内容的。得知在最危急的时刻，会议成功解决了军事路线与指挥问题，并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我心怀喜悦！这一决定让中央红军重燃希望之火，长久以来的紧张情绪随之缓解。然而，我对会议仅讨论军事路线而未涉及政治路线问题，感到难以理解，尤其是对未能明确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我深感忧虑。直至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再分离，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斗争时，我才领悟到，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的处理方式极为得体，充分展现了他的卓越才华与政治远见。若在遵义会议上立即解决政治路线问题，短期内恐怕难以达成共识，而当时形势也不允许长时间争论不休，久拖不决。当时我们面临的核心问题是战争，一旦军事路线问题得以解决，便有望在战争中取得胜利，挽救红军，为革命保留宝贵的力量。
暂且不论政治路线的是非曲直，专注于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对那些曾执行过错误路线的同志而言，接受起来更为容易，也有助于维护党中央的团结统一。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一举措的英明。随后，张国焘试图分裂党，但党中央的全体同志团结一心，共同抵御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将他孤立无援。张国焘企图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最终未能得逞，红军再次转危为安。
至此，我对遵义会议仅着重处理军事路线问题而未涉及政治路线争议的处理方式深感信服，心中关于此问题的纠结也随之消散。关于政治路线的梳理，则是在七年后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得以圆满解决，那时终于具备了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所有条件。因此，处理结果尤为彻底，使全党全军在政治和思想上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紧密团结。
中央红军抵达遵义并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标志着长征历程中的一次艰难却至关重要的转折。这一举措，成为了我党与红军发展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让广大指战员在迷雾中看到了希望之光，备受鼓舞，信心倍增。回顾长征所经历的这段艰难旅程，其中蕴含着诸多宝贵的教训，值得我们铭记。
当初，中央作出长征这一重大战略决策，实属仓促。部队刚从激烈的战火中撤出，便急于踏上征程。沿途战事不断，未能取得一场像样的胜利，部队的消耗日益严重，红军指战员无不为之痛心。尤其是瞿秋白、何叔衡等一批声名显赫、在白区难以立足的同志，未能随主力红军行动，他们留在了中央苏区，却不幸相继遇害牺牲，这无疑是一场巨大的损失。当时，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大约占中央红军总数的三分之一，这一比例显然过高，实属不必要的负担。
此外，对于留任领导中央苏区游击战争的人选，考虑显得不够周全。项英同志因缺乏指挥作战的丰富经验，而陈毅、贺昌两位同志尚在康复之中。三人并非江西本地人士，因此在行动上存在一定的不便。随后，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贺昌同志不幸牺牲，项英、陈毅等同志才得以转移到苏区与白区交界的地带，从而得以保全。
闽西的局势相对较为稳定，当地的领导人如张鼎丞、邓子恢等均为本地人士，他们对龙岩、永定等家乡地区的实际情况了如指掌，深得民心，为闽西的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并保留了一部分宝贵的力量。同时，长征选择广西路线实为一个战略失误，导致我军初战便面临两面夹击的困境，损失了大量宝贵的战斗力。这一重大损失，源于遵义会议前，中央红军的指挥权仍由李德掌控。
1936年，黄克诚（位于第三位，右侧）在陕北与罗荣桓（位于第一位，右侧）、邓小平（位于第六位，右侧）、杨尚昆（位于第五位，右侧）、陆定一（位于第四位，右侧）、李伯钊（位于第七位，右侧）等革命先辈共聚一堂。
同志在一起
遵义会议落幕之后，中央果断决策，决定率领部队北上，计划在泸州上游的兰田坝、大渡口、江安一线渡过长江，进而深入四川西北部，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红三军团接到命令，率先踏上征程，向土城、赤水方向挺进。在行军途中的一次宿营中，负责掩护的第五师不幸遭遇黔敌王家烈部的突袭，导致部队遭受了一定的损失。因此，第五师师长李天佑被免去职务，彭雪枫接任第五师师长一职。随后，第五师与军团直属队协同行动，掩护任务则由第四师接替。
彼时，敌军王家烈部紧追不舍，我军不得不边行军边战斗，同时还要四处搜寻食物。每迈出一步，都需承受沉重的代价。鉴于张宗逊师长受伤，第四师指挥的重任便落在了我的肩上。当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缺乏地图，我们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去侦察地形，艰难地探索前行的道路。
随后，我们将杨勇和王平的部队合并，对紧追不舍的敌人发起了一场激烈的反攻，成功将其击退。尽管王家烈的部队战斗力并非上乘，然而他们攀登山地的技能却颇为高超。我们将其击退后，他们逃窜迅速，尽管我们追击良久，终究未能捕捉到他们的踪迹。然而，此次反击之后，敌人不敢再紧随不舍，只是远远地尾随在我军之后缓缓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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