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4年，楚军大帐内，七十多岁的范增怒不可遏。
他辅佐的项羽刚刚中了一个拙劣的反间计，刘邦谋士陈平不过略施小计，项羽便怀疑这位“亚父”与汉军有私情。
愤懑交加的范增一怒之下辞官返乡，行至半途，背部突然传来剧痛。
一枚小小的毒疮在他背上迅速蔓延，最终要了这位秦末第一谋士的性命。
司马迁在《史记》中仅用四个字记载其死因：“疽发背而死”。
从项羽的谋士范增到唐朝诗人孟浩然，再到明朝开国大将徐达，这些高官权贵的死因中总有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词——背疽。
展开剩余90%那么为什么古人背上长个疮就如此致命？
可怕的背疽
背疽被称为“搭背疮”或“发背”，在古代是一种令人闻之色变的致命恶疾。
根据《灵枢经》记载，背疽不同于一般的痈疮：痈发于肌肉，红肿高大，属阳证；疽则发于骨上，平塌色暗，属阴证。
“疽重于痈，发者多死”，隋代太医博士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这样写道。
也难怪古代的医者会对背疽如此重视，人体的五脏六腑皆在背脊，这也导致背疽一旦发病很容易牵连到肺腑。
在医生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穷苦百姓，面对这个病都是一个死。
历史上死于背疽的名人名单长得惊人。
除了范增，还有三国时期的刘表、曹休；唐朝的孟浩然；后唐太祖李克用；南宋抗金名将宗泽；明朝大将徐达；清朝天文学家杨光先等。
在这些人中，宗泽之死最为悲壮，这位抗金名将一心想要收复失地，却被宋高宗和秦桧百般阻挠。
忧愤交加之下，宗泽背疽发作，临终前他还躺在榻上连呼三声“过河，过河，过河”，才含恨而终。
如果说宗泽之死最为悲壮的话，那孟浩然之死则最令人唏嘘。
孟浩然虽然得了背疽，但当时在医生的治疗下，他其实已经基本上康复了。
可坏就坏在，孟浩然即将病愈时，恰逢刚刚遇赦北归的挚友王昌龄来访。
为了招待好挚友，大喜过望的孟浩然竟然不顾自己的身体和医嘱，跟好友一起喝酒吃河鲜，玩得不亦乐乎。
最后的结局也不难猜到，王昌龄前脚刚走，后脚孟浩然就病情复发，很快他就在背疽的折磨下不幸离世。
背疽的可怕形象甚至进入了民间诅咒。《说岳全传》中，秦桧向金兀术发誓：“不把宋朝天下送与狼主，后患背疽而死！”
那么为什么在古代，背疽竟然会如此可怕呢？
小小背疮，为何致命？
对于现代人来说，背疽不过只是个小病，治疗起来并不困难。
毕竟归根结底，它其实就是由金黄色葡萄球菌侵入多个相邻毛囊引起的背部大面积急性化脓性感染。
想要治疗，做个手术消炎排脓就行，听起来很简单，但这招对于古人来说可不好使。
要知道，在没有抗生素的古代，想要控制感染几乎全凭运气，而一旦细菌侵入血液引发败血症，患者却可以说是难逃一死。
古人虽不了解细菌学，但也不是傻子，他们很清楚对于人体来说，背部这个地方非常特殊。
根据古人的观察，他们发现“疽发背者，多发于诸脏俞（脏腑俞穴）”，也清楚知道背部脏腑穴位密集，一旦感染极易内传。
事实也确实如此，根据现代医学的验证显示，背部皮肤厚实，感染容易向内发展，伤及脊椎和神经系统。
而就算侥幸熬过了前两劫，后面的治疗过程还在等着患者。
对于古代医生们来说，他们治疗背疽的方法可以说是简单粗暴，那就是用刀刮去腐肉。
明代名医陈实功就曾在《外科正宗》中记载过背疽的治疗过程，“用针当头点入寸许，开窍发泄，使毒气随脓而出。”
这种方法固然有用，但由于当时麻醉技术落后，刮骨疗毒的剧痛常人难以忍受，能坚持治疗到最后的人屈指可数。
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大部分背疽患者都是中老年。
这可是有实际依据的，范增七十多岁遭项羽猜忌，徐达五十三岁患背疽，孟浩然五十二岁因背疽而死……
而这个年纪的人，免疫力不可避免地会变低，再加上忧愤抑郁情绪的出现，抵抗力又会再次下降。
值得一提的是，古代也并不是没有治疗背疽的方法，但这些方法一般都非常“玄妙”。
奇妙的治疗方法
宋代流传的背疽验方多达百余种，这些药方中经常会存在各种各样，令人匪夷所思的禁忌。
比如患者居所不能让狐臭者、孕妇和经期妇女进入，再比如说和药时不能让鸡、狗、猫见到。
另外，上海名医丁甘仁家族所持有治疗背疽的祖传秘膏，它的制作过程也是出了名的奇妙。
它主要分为三个，1号拔脓，2号清创，3号生肌。
其炮制过程非常神奇：猪胆汁必须用野猪胆汁，葱白须是清明前的江南小葱，熬膏必须用无根水（雨水）。
更有意思的是，《集验背疽方》还记载了一种叫做“百草丹”的药物，它其实就是羊胃里的草结石（羊胲子）。
但这个草结石可非常有讲究，必须用塞北吃百草的羊才有疗效，江南吃饲料的羊所产出的草结石根本没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五花八门的药方中，也不是没有相对更靠谱的那一个，它就是情志调养。
中医认为七情内伤是背疽主因之一，这确实不是没有道理。
孟浩然在张九龄幕府中郁郁不得志，不久之后他就莫名其妙的得了背疽，范增、宗泽更是在忧愤中发病去世。
范增、宗泽不提，但孟浩然在襄阳静养许久之后，身体也确实逐渐得到好转，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证明了积极情绪的重要性。
结语
今天，抗生素的出现已经让背疽变得不再可怕。
但当我们细读范增的愤懑、宗泽的忧愤以及孟浩然的放纵时，不难发现，人性面对疾病时的挣扎几乎从未改变。
那些被背疮带走的名人们，留给后世的不只是历史教训，更是对生命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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